目前，除了自治条例、单行条例需要批准外，地方性法规、规章制定后，只需向特定的机关备案，无须批准。
[22]正因为存在着这两个先驱性的判例，因此立法上增加的《行政事件诉讼法》第9条第2款一方面被积极地称赞为该条款一般性地放松了原本常见的原告适格的严格判断方式，但另一方面也被批判为这是追随判例的立法。这意味着尽管最高法院依然坚守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但其中法律的范围已经被稍许扩张。
所谓‘有可能发生危害公益的情况应被理解为从保护和合理使用温泉源的目的出发具有特别必要的事项，即应该理解为该条内容要求除被认为特别必要的事项之外，不得拒绝许可。对该利益的内容和性质进行考虑吋，还应当对该处分或者裁决违反其所依据的法令作出时受到侵害的利益的内容和性质以及该利益受到侵害的样态和程度加以斟酌。[20]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51卷1号250頁。2.卫星大阪案判决 上述小田急案判决将健康或生活环境相关的事项考虑为周边居民的被侵害利益。其中的一些判决更为严格地将法律予以最狭义解释，仅限于构成该处分的根据法条。
有关的摘要及其主要评析参见[日]德田博人：不服申立適格，载宇贺克也他編：《行政判例百選II〔第7版〕》，有斐閣2017年版，第276-277頁。[8]由于最高法院在该判决中对法律适用中法律上的利益设定了定型化的判断方式，且此后一直被下级法院以及最高法院本身作为先例不断引用，从而被定位为最高法院采用法律上被保护利益说或规范保护说的标准定式。上述长沼耐克基地案判决虽然采用了主妇联案判决以来一以贯之的法律上被保护利益说，坚持公益和个别利益区分论，但在分类分析方面更为详细。
[11]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36卷9号1676頁。由此也会影响围绕生活环境利益发生争议的诉讼结果。(二)地方法院的动向 在上述对法律上的利益做严格限定解释的同时，判例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发展方向，即仍然采用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说，但对法律上的利益概念采用比较宽泛的解释。但在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法学家中也有直接将条理作为中文法律名词使用的，如林纪东：《行政法新论》(第27版)，三民书局1985年版，第72页。
在判断法律上的利益的法律范围时，该判决认为不仅依据法律的明文规定，也认可通过法律的合理解释，推导出原告适格的范围。[日]田中二郎：《行政法総論》，有斐閣1969年版，第161頁。
另外可参见朱芒：曰本的行政许可——基本理论和制度，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4期。在上述对法律上的利益的解释之中，最高法院在下述部分涉及到的变化发生之前，只有在公共浴室许可存在距离限制和解除保安林指定时在程序方面设有居民参与权的案件中，承认行政处分的第三人原告适格。[3]赵宏在评析中指出：法院首次援引德国法上的‘主观公权利概念和‘保护规范理论来释解作为原告资格基准的‘利害关系。[31] 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说在法学界有很大影响，但相关法院判决并不多，其主要产生在下级审法院的层面。
(三)最高法院判例的变化 变化的先兆出现于1958年12月17日有关伊达火力发电厂填埋许可撤销请求案(伊達火電埋立免許取消請求事件)的判决[17]。本文介绍的重点便是该学说在最高法院判例中的表现状况。[28][日]塩野宏：《行政法II (第5版補訂版)》，有斐閣2013年版，第141頁注(6)。东京高等法院判决认为仅作为项目土地内以及周边的居住者并不具有原告资格，只有对项目土地之内的不动产拥有权利者才被认为原告适格。
（二）到达点的代表性判例 从最高法院判例发展的角度观察，可以发现，在该第2款颁布之前，即成文法内容尚未存在的阶段，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就已经出现了与该款规定相同的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殊案判决虽然仍然维持着法律上被保护的利益是公益还是私益的区分性判断，但要求在这个判断之中考虑被侵害利益的实质状况。
札幌地方法院1973年9月7日。从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文殊案判决改变了判断公益还是个别性利益(私益)时的基准和方法，其在确认主妇联果汁不当标识诉讼案判决所建立的法律上被保护利益说的同时，进而要求将被侵害利益的内容、性质、程度也作为判断原告适格的考虑事项。
[4]参见[日]藤田宙靖高：《行政法総論》，青林書院2014年版，第423—424頁。[29]由于日本刑法(第186条第2款)上禁止賭博，法律上只允许地方自治体以公营方式举办博彩业，场外设施的设置是为了增加玩客的ー种策略。也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判例被认为是先驱性判决。与这些因素紧密相关的利益属于具体的利益，难以由一般性公益所吸收和解消。其二，所谓法律上的利益行政法律规范以保护私大等权利生体的个人利益为目的，通过对行政权予以制约而得到保障的利益，其应该不同于行政法律规范基于其他目的，尤其是以实现公益为目的而对行政权设置的制约结果，由此偶然使一定的人员享受到的反射利益。②对于铁路连续立体交叉化之处所设置的附属道路城市规划项目许可提起的撤销诉讼，项目土地周边居住的居民不具有原告适格。
因此，该条规定不应该被理解为：在物理意义方面即使对既存的温泉井有稍许的影响时也绝对不得给予许可。[15]该判决根据《建筑基准法》第1条规定的目的，第55条规定的建筑物限高，第56条规定的斜线限制和第56条之二规定的日照规定认为该法律具有保护附近居民在日照、防灾以及卫生方面的个别、具体的生活利益方面的宗旨，因此属于建筑基准法保护对象的日照等方面个别、具体的利益在受到侵害或者可能受到侵害者的原告，具有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的法律上的利益。
[31][日]芝池義一：《行政救濟法講義(第3版)》，有斐閣2006年版，第41頁。1.新泻机场案判决 最为引起关注的最高法院判例是1989年2月17日作出的有关新泻机场诉讼(新潟空港訴訟)判决[18]。
在请求撤销《城市规划法》上规定的开发许可的诉讼中，1997年1月28日最高法院判决[20]指出，该项规定中含有一定范围地域内居民的生命、身体安全等事项应该也作为每个个人的个别性利益予以保护的宗旨，由此根据此项规定可以肯定原告适格。其中的一些判决更为严格地将法律予以最狭义解释，仅限于构成该处分的根据法条
如此一来，在完成工业革命并实现商品经济和法治政府的西方国家面前，我国从经济到政治全面落伍也就势所难免、自然而然了。换言之，侯宇这本聚焦于人之尊严的专著为何值得亦需要法学界认真对待？ 窃以为，这主要归因于我国无视人之尊严的历史过于悠久而漫长，而与之相反的凝望人之尊严的历史又过于短暂且曲折。此条规定得以出台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文革期间戴高帽批斗等肆意践踏人格尊严的深刻反省。近代以来，欧洲文明远超亚洲文明和非洲文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未能建立起法治秩序的亚洲和非洲无法保障人之尊严，从而使得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国家权力的高压之下，而缺乏基本的自由空间与创新动力，经济和政治双双作茧自缚，最终亚洲和非洲文明被欧洲文明甩得远远的。
而战后德国基本法开篇即规定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亦正是汲取二战期间纳粹政权蔑视人性尊严、实施大规模种族屠杀的沉痛教训。同理，尽管致力于人之尊严的宪法学研究谈不上是什么美德，但对于呵护人之尊严及孕育法治秩序而言，此项工作意义非凡。
这不是福气是什么？让你们自己说，这不是福气是什么？ 对于历史上各个朝代集权专制的血腥残暴特性，鲁迅用吃人二字来形象地概括。自近代以来，我国国力孱弱被迫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无独立、不自由之屈辱泥潭，其原因固然纷繁复杂，但归根结蒂还在于从秦汉开始我国就一直把个人对皇权的绝对服从作为立国之本，导致上至宰相下至黎民个个都毫无人格尊严可言。
在保护人之尊严的道路上，宪法学者不但不应是一个路边的看客（或曰鼓掌者），而且理当积极投身于人之尊严保护的时代洪流中。人类文明史的经验充分证明，如何对待人，尤其是能否确保人之尊严，才是衡量一个文明发展与发达程度的核心标准，而决定一个文明本身是进步还是落后的亦在于此。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法学家捍卫人之尊严的方式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做一些有关人之尊严的理论工作，为人之尊严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保护提供理论指引和智力支持。通过对德国等有代表性的西方国家，如何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中践行宪法上人之尊严规定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人之尊严宪法保障的一般原理、技术及适用模式。而与社会创新长期匮乏相伴随的是，国家经济的停滞不前与人民生活的极度贫困。
职是之故，侯宇教授的工作同样可以戴上美德之母的桂冠。固守与之相反的人治秩序，就不可能有稳定可期的人之尊严保障，亦不可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如日方升。
全中国能执檀香刑的刽子手，除了咱家还有何人？因为有了咱家这样的乡党，你们才能看到这全世界从来没有过今后大概也不会再有的好戏了。然而，就人之尊严保护来说，把人格尊严条款载入宪法仅仅是真实生活世界中捍卫人之尊严的第一步，而绝不可能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大功告成。
作者随后检索联合国与各区域人权公约以及世界各国宪法文本，考察其有关人之尊严之具体规定，并对主要发达国家的司法实践进行全面梳理。在此我想分享的是，当下我国法学界为什么尤其要重视宪法上的人格尊严条款研究。